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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社会-法律历史视野中的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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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社会-法律历史视野中的劳务派遣

发布日期:2017-07-04 00:00 来源:http://www.zqbt.icu 点击:


劳工社会-法律历史视野中的劳务派遣

  现在我们可以把劳务派遣置于劳工的社会-法律历史整体视野之中来理解。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中,劳动立法是经过长期以来工人运动与企业间的争执和妥协而来的。但在中国,劳动法律是由争得国家政权的革命党国来确立的。即便如此,两者多有共通之处,如保护妇女和未成年工人,规定工时、工资、休息日?#22270;?#26085;工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可?#25105;?#35299;雇等。那样的保护从中国共产?#36784;?#31435;之初便已被置于革命日程之中。它们通过革命胜利而成为国家政策和法律。(黄宗智,2013;亦见Huang, 2013)

  在?#23548;?#20013;,虽然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把“雇农、森林工人、季候工人、交通工人、苦力、家庭的女工”等全都纳入受法律保护的(“工农?#20445;?#21171;动者范畴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第4条;亦见黄宗智,2013),但后来,在城乡生活水平差别的?#23548;?#20197;及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的压力下,在1958年设立了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并规定农村孩子只能跟随母亲的户籍,为的是更?#32454;?#22320;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工”就是在那样的二元户籍制度下,被相当广泛地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工程和维修、运输、城市建设等工程,不少是作为义务工来使用的,其待遇和身份都和城市工人差别较大。

  作为城镇就业“非正规化”大潮流中的一部分,在世纪之交的国家“抓大放小”战略决策下,约有四五千万中小国有企业正规人员“下岗?#20445;?#36827;入了非正规经济。那是中国城镇就业的第二股非正规化大潮流,?#23548;?#19978;是中小国企工人的去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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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派遣潮流则始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2008年),是城镇就业非正规化的第三股大潮流,与之前的中小国企职工的“去正规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之前,免除企业对其工人的法定义务曾被通俗地称作“甩包袱”。我们已经看到,如今“劳务派遣”不仅被用于临时性的人员,还被广?#27827;?#20110;长期的全职人员。在此新一股的潮流中,不仅被用于新雇用的非正规人员,还被广?#27827;?#20110;原有正规职工的去正规化。

  但无可置疑的是劳务派遣工的暴发性扩张——快速增加的案件可?#21592;?#35270;作佐证。

  大连劳务派遣:在上述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会?#22270;?#20307;谈判方面有关键的不同。在西方的现代劳动法理中,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对管理方与劳动者之间权力不对称的?#23548;?#30340;认识和承认,认为那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此,管理方会倾向滥用/剥削劳工。正是出于那样的认识,得出必须立法确保劳动者建立工会的权利和与?#21490;?#36827;行集体谈判的权利。但中国的历史经验十分不同,劳动法规的设定来自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因此而呈现了由党国来组织和领导工会的历史?#23548;剩?#20197;及?#35757;?#22269;的机关和机构干部(公务员)也纳入受到劳动法律保护的劳动者范畴。?#30001;?#30001;政府领导的市场化、私有化?#23548;剩?#24418;成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站于同一方的悖论现象,以及工会成为企业管理方机构的悖论现象。

  本文叙述和论析的是以上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法律问题。劳务派遣法律范畴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城镇就业的进一步非正规化和去正规化。我们看到,?#23548;?#30340;雇用-管理企业,可以凭借使用劳务派遣中介公司来(与劳动者签订合同而)免除自身对劳动者的法定义务。而劳务派遣公司,虽然对劳动者有不可随意违反合同法规和合同具体条款的义务,但是无需对劳动者负管理方的法定责任,因为它们只是签订合同方而不是管理方。?#30001;?#20013;国劳动者欠缺工会?#22270;?#20307;谈判全方位保护的?#23548;剩?#33268;使在管理层面上,极其容易出现对工人们的非法欺压和滥用。那样的现象,看来将会继续蔓延,因为如今的大型公司都在被强力拉进全球的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利润率的竞争之中。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21512;?#20973;借“外包”来借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36824;?#20844;司堪称典范。凭借公司自身聚焦于高利润的设计与销售两端,把劳动密集、低利润的中间?#26041;凇?#22914;零配件生产以及iPhone类产品的加工、装配——外包给富士康等公司,?#36824;?#20844;司自身做到令全球公司羡慕的利润率,并借此赋予其股票的投资者长期的双位数回报率,由此而成为全球——流通股市值——最大的公司。?#36824;?#36825;种类型的公司转而对其他?#23433;聘?#20840;球500强”公司都造成强大的压力,使其?#38469;?#22270;与其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竞争,因为那是如今资本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17)。

  那样的全球化大潮流又导致(鲜为人们注意的)反向的逆流,对发达国家自身的劳动市场也起到强大的影响。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灵活使用劳工”教条的社会经济基础,为的也是降低劳动成本。结果是相当规模的、被称作“危难工人?#20445;╬recariat),即没有就业安全感的、不受旧劳动法律保护的群体的?#20284;穡?#22810;是妇女、青年、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他们是西方国家中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劳务派遣工的非正规工人,虽?#40644;?#25152;占总比例要比中国低得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西方的用工灵活化理论影响了中国的劳务派遣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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